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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长历史名人古代篇--杨旭初

杨旭初
       杨旭初,天长郑集人,清光绪二十六年(1900)生,因承继外祖父张姓,曾名张庆升。长成后,又因身材魁梧,排行******,被呼为“杨大汉”。杨姓在当地为望族,自杨旭初曾祖起,即行医乡里,此后世代相传。
       杨旭初秉性聪慧,6岁随四叔读私塾,勤奋刻苦,攻读10年,打下了深厚的古文基础。16岁,从父攻医,先读基础医著,继攻四大医学经典著作,又博览医学专著、临床书籍,渐能运用“阴阳”、“五行”、“四诊”、“八纲”、“脏腑”、“经络”、“营卫气血”等理论分析病理。父亲诊病时,他总不离左右,专心习察临床实践,尽得父亲治疗杂症及针灸之长。遇到疑难病症,父子共商对策,父亲常以其见解为是。有时父子对难,杨旭初常能难倒父亲,父亲每每感叹“我不如旭初”。约18岁,又随大伯父见习妇科,从二伯见习儿科,由于聪悟勤快,进步甚显,深得二位伯父赞许。
  19岁时,杨旭初单独开业行医。他敢于破先人成规而独辟蹊径。一年夏天,一位身似火炭的病人慕名求医,病人双目赤红,哼声不止,谵浯时发,脉象洪数。病家曾遍延群医,均感束手无策,杨旭初初诊即断为暑热入营,有内闭外脱之危,但并不用药,只令速灌西瓜汁数碗,随即转危为安。杨旭初逐渐声名大振,求医者络绎不绝。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,又专程去淮安拜名医张梓平为师,讨教调理病症之专长。由于他基础好,学习中又能融会贯通,医术日臻纯化。及至学成归来,更是声誉远播,足迹遍及郑集、冶山及临近诸县,南京、苏州、镇江、常州乃至上海、杭州等地也有病者前来求医。
       杨旭初以家学为基础,且兼收并蓄,博采众长,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。对中医内、外、妇、幼各科均有建树,攻克许多疑难杂症,对噎嗝病、鹤膝风、痞块、肠痈、肺痨、血崩、痔瘘等尤有独特疗效。治疗中,既谨小慎微,又不拘泥常规旧法。对病家直言不讳,能治则治,不能治即劝其早理后事,人称他能断生死。一次,镇江来一病人,卧床年余,大便溏泄,脐团隐痛,百般医疗无效,经其诊断,为阴寒气滞,仅用艾炙神阙穴数次,立见奇效,不日即愈。一次出诊途中,杨旭初偶过一户人家,见一壮年男子僵卧昏迷,奄奄一息,全家围哭,并已备好棺木。杨旭初断为湿温,浊邪弥漫三焦,尚可得救,遂劝慰家人不要着急,并以自携紫雪丹和以药汁强灌,很快复苏,继以药物调治,终获痊愈。
       抗日战争时期,杨旭初曾任抗日民主政权东南办事处医学会理事长,在根据地六合、冶山、郑集一带行医,为中共党政军干部和新四军指战员防病治病,曾受到陈毅、罗炳辉等人的接见和勉励。这时期,他体会到西医的优点和科学性,觉得只有走中西医结合的道路方能更好地发扬祖国的传统医学。民国27年(1938)10月,他曾于六合仿板桥道情调作词三首,其中第二首道出了中西医结合的重要意义:“近年来,科学倡,精解剖,透司光,发明技巧春潮涨,防腐杀菌消炎烈,验血听诊注射强,贯通中外何时尚,满腔热臆钧人寿,拯济斯民获健康。”他在中西医结合的道路上做了很多努力和尝试。
       民国37年,杨旭初移居六合,不久改名张子阳迁居镇江,在“清心施诊所”行医。解放初期,被作为逃亡人员押回天长,在公安部门监护下,县人民政府安排他在县城土地庙开诊并派张波随其学习。不久,被安排在县卫生院工作。县人民政府对他十分关怀,1953年7月,专门给予他每月8.4万元伙食费和40万元购买中医书籍的补助,以解决他工作和学习困难。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,杨旭初决心以自己的一技之长,为人民群众服务。因为医术高,门诊量大,他几乎每日都要起早带晚。一次,大通乡柳沟村一复员军人前来就医,病人在部队时因误服药物,以致昏迷,救治之后遗有失哑症,不能说话,曾在北京、上海、合肥等地医疗无效,复员返里。杨旭初当即以针刺哑门、风府等穴,另开一帖化痰、化瘀、透窍药方,服用后吐出痰涎血水半面盆,昏迷入睡,家人甚恐。次日清晨,患者开始说话,闻者莫不惊喜。
       1955年6月29日,杨旭初因病猝然逝世。他一生著述甚多,曾撰《妇科择要》、《儿科择要》、《杂病论治》、《秋燥论》、《补秋燥论》、《医方摘萃》等,均未出版,今仅存《补秋燥论》及《医方摘萃》残稿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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